第一节 清世祖顺治帝（1/2）

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生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子时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龙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六岁即位

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动议，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

@强烈的优越感

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次年改元顺治。爱新觉罗·福临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州人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

@天下不知有顺治

当时真正掌握帝国实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多尔衮“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实际上造成了“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的局面。

@十四岁亲政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

@铲除多尔衮亲信余党

亲政后的顺治立即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后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满清皇帝。

@励精图治的帝王

顺治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以警策自励。他博闻强记，耽爰诗赋戏曲，每于绝妙辞章，赞赏不已。但他并未忘记君主的身份，对经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

@推行教化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

@拉拢汉族上层人物

福临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

@真心想要招安郑成功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

@收容孙可望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福临想以此表示其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重视蒙藏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喇嘛赴京，**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十二月**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次年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喇嘛”。

@吸取明亡教训

吸取明王朝灭亡教训，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国破身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