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深化与拓宽：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之影响（2/2）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重整体关照、功能效用，而不是逻辑分析、结构属性，这与汉字结构象形会意、独立自足，以及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倚重意会组合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逻辑性、条理性、科学性，以及演绎方式的缜密性，也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特点：拼音字母为书写符号、组词构句靠形合手段，譬如添加词缀、变化词形、使用表示各种关系的连接词和时体形式标记等等密不可分。
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反映在文体上，前者多抒情短诗、短文；后者多叙事长诗、小说，以及哲思长文。同是小说，“中国小说力图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西方小说总是尽量将一个简单故事讲得复杂”［7］（［7］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37）。反映在理论领域里，则前者推崇简约，后者擅长推论；前者注重提纲挈领，后者注重条分缕析。
譬如中国的传统译论，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无一不是三言两语就直抵本质。然而，一针见血却都停留在感悟的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概念性和科学性。西方的译论则相反，譬如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通天塔》，仅仅为了证明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竟就从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甚至病理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论证得点滴不漏。
再譬如西方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切分语流，居然要切分到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然后才是语素和音位分类、组合研究，最后归结到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而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则“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8］（［8］王徳春.多角度研究语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
西方民族重科学、重实证、崇尚逻各斯主义的性格特征，配上特别适合用来逻辑推理、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语言，使得区区一个语言学命题，在西方人的笔下剖析了再剖析，演绎了再演绎，最终能写成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同样的命题到了传统中国人的笔下，只需三言两语，就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为国人历来“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9］（［9］陈凌.通往巴别塔之路——论中西译学传统中的相似性［J］.北京大学学报，2006（6））。汉字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意合自如的诗性特征，铸就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10］（［10］鲁迅.自文字至文章［A］. 鲁迅全集（9）［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4），我们在人文学科理论的建树方面吃尽哑巴亏，实在是跟汉字汉语的天生特点分不开。
中国的语言学发端于对汉字的研究，它建立在象形表义的汉字和重意合不重形合的汉语基础之上，并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因为汉字以“字”为“本位”，绝对不属于表音体系，所以，它与西方表音体系的语言文字之间既没有渊源关系，也缺乏普遍兼容性。显而易见，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正是为汉字汉语量身定做的语言学！联想到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汉字书法，它们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写意”、“写神”的艺术风格，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觉得具体实在，传承了几千年还依然乐此不疲！
相比之下，西方语言学走的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其研究对象、范围深度、条理性、逻辑性以及思辨方式、演绎推理较之前者确实更深入，也更具普遍意义和科学阐释能力。但问题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二语习得等等理论和学说，有没有把汉语因素考虑在内呢？
至于纽马克先生提出的区分语义型翻译（setion）和通达型翻译（cotion），其核心概念则将译者的忠实分为了三等：第一对作者忠实，第二对译入语忠实，第三才是对读者忠实［11］（［11］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64）。可纽马克先生肯定不知道，若将汉诗译成英诗，汉诗的音韵、对仗、平仄不复再现，作为象形汉字所特有的图像性、会意性、联想性，譬如“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12］（［1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鲁迅全集（4）［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7）也早已丧失殆尽，那么，又如何兑现对译入语的“忠实”？汉语作者须臾不敢违背的“音义互动律”，譬如不说“汗”，而得说“汗水”；不说“冷若冰”，而得说“冷若冰霜”，倘若照译成英语肯定是扦格难通。若是不译，对原作者的“忠实”又从何谈起？
此外，汉语有方位词、语气助词，英语没有；汉语介词贫乏，只有30来个，而英语介词丰富，多达280多个；汉语中根本不存在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等，在英语中却是十分活跃的词类。要翻译这些缺省或无法对应的语言成分，译者只能靠变通，而变通的概念与“忠实”的概念向来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坦率地说，纽马克先生的译论用来指导同根同源的印欧语互译倒还可称道，移用于汉语，还不及傅雷的“神似”二字更切实际！ 其实，奈达、纽马克等人本来就对汉语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他们本人也未必曾指望过自己的理论会被中国人奉为圭臬。
西方的语言学家们和翻译理论家们在建立他们的学说之时，并没有考虑到使用汉字的中国人。他们认为文字表音、形合构句纯属天经地义，却殊不知，汉字偏偏不表音值，汉语则偏偏是不重形合重意合！
另一位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
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任意性的理论，如今在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但是，如果索绪尔先生知道中国古代先民之“初造书契（文字）”“盖依类象形”（许慎，《说文解字·叙》），他就不至于敢下此断言了。“汉字和汉语的词（表事物、表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特别是象形字。……六书的象似性就是汉字象物、象事、象概念、象诸多文化观念的复合。”［13］（［13］李开.汉语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1）在使用字母拼音文字的印欧语操持者看来，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竟然有联系，两者的结合居然还可以找出理据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极。然而，这个纯粹建立在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结论，竟也被不少中国学者奉为真理，附和之声此起彼伏，以至于一时间汉语还算不算一门科学的语言似乎都成了问题。
西方文明真的先于并且优于中国文明吗？
否！历史足以让人明智。因此，我们不妨来作一番中西间的纵横比较：
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西尔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构形原则。他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formative）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形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14］（［14］卡西尔，E.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8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得出了比这深刻得多的结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美国符号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直觉“包括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和识认”，但它“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15］（［15］张晶.审美之思［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95）朗格的这番话总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活脱脱就是我国八百多年前严羽所说“透彻之悟”、“不涉理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翻版？
20世纪60年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提出了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关系的见解，在西方语言学界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中国的老子却一语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用两句话就囊括了徳里达连篇累牍的理论阐述！只可惜说早了两千年，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尘封。
当代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在《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的概念，并把隐喻看成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和方式。此书也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下“比显而兴隐”，“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时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隐喻”一说的原创权竟会被一千四百年后的某个外国人尽收囊中，并且就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子孙竟然还做了公证人！
美国人刘易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词块教学法”，主张以词块的形式进行词汇输入。按理说，这种类似背成语、背“三字经”的玩艺儿，中国人比谁都在行，可偏偏就是这玩艺儿被换了一个叫法——“The Lexical Approach”，然后便以“西方语言教学理论经典杰作”的头衔被国人前呼后拥地引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取得了专利！
最有趣的还要算是庞德。这位斗大汉字不识一个的美国人，仅仅懂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点皮毛，居然就赖以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先河……
究其实质，许多中西理论学说的区别只在于叙述的方式不同而已。以文学理论为例：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不可谓不辉煌，中国文论也不可谓不丰富了吧，可是，比起西方文论来，却明显逊人一筹。为什么？个中原因就在于“一语中的”，忽略了“逻辑推理，缺乏思辨力度”。“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从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类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16］（［16］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9）平心而论，这些“道”、“性”、“气”、“风”、“骨”、“神”虽然形象生动、触及本质，极易见仁见智，却也难免语义含混之嫌。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文论竟然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但事实却是，以译学理论而言，从支谦、鸠摩罗什到严复、钱钟书，两千多年来实实在在是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翻译实践，那便是“悟性”，或曰 “感悟翻译哲学”［17］（［17］张柏然.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2002（1）：60—64）！
可如今，西方译论大行其道，“信、达、雅”早就过时，“神似”、“化境”也成昨日黄花。 “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多元系统论”等等充斥眼下各类学术刊物。某些人急于要跟国际“接轨”，今天推介这个学说，明天拥抱那个学说，“对一种译论话语还未完全领会其内涵与实质，一下子又依附于另一话语了。有些论文中到处都是生涩的他译论术语，连作者自己恐怕都并不真正融会贯通，读者读后就更感到是在云里雾里了。”［18］（［18］朱桂成.中西译论对话的不可能、可能及其他［J］.外语教学，2005（1）：86—87）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恐怕还是被中国学界奉若泰斗的奈达，唯努蒂（L. Venuti）、雅各布森（R. Jakobson）等译学大师。他们既不懂汉语，又无汉—外、外—汉翻译的感性知识，但其翻译理论竟被中国学者论证了再论证、研究了再研究、阐释了再阐释，以致如今在中国，其学说早已是“字字皆真经”了。
诚然，西方翻译理论确实自成体系、逻辑缜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造成严谨而又极具连续性的推论”［19］（［19］蔡新乐.“套套逻辑的必然”［J］.中国翻译，2005（3）：4）。不过，这正是逻各斯与生俱来的本能和传统：自圆其说，滴水不漏。
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把理性主义全盘颠覆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如此，接踵而来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也还是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竟然可以把非理性主义及其对手的几乎所有理论，解构得空空如也。原来，逻各斯天生就是思辨和解构的利刃！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真理。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20］（［20］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73）涉及汉语的“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应以我们的母语即汉语为出发点和依归。因为不论是译出或译入，我们都离不开汉语作为基本‘经验材料’，不能不顾汉语的‘词汇意义和功能的分布情况’。”［21］（［21］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73）这就是说，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切合汉语的客观实际，否则，它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就应该受到质疑。但放眼看去，在西方林林总总的翻译理论中，有哪一个是建立在与汉语互译的基础之上？又有哪一个入木三分地探讨过象形汉字的图像性、会意性、联想性，以及汉语所特有的对仗、平仄，和“音义互动律”在翻译过程中的丢失和补偿？
必须承认，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东西。作为书写符号方块象形、不表音值、组词构句全凭意合的汉语言文字，一味要在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中定位自己，宁可“削足适履”，恐怕不是明智之举。这对发展适合汉字汉语特点、具有汉语言文化特色的语言学和翻译学，危害极大。
遥想当年，《马氏文通》先是让国人惊喜万分，接着就把汉语文法搅得不中不西，指导实践则捉襟见肘！折腾了半个世纪，国人才痛苦地发现，汉字汉语嫁接西方语法原来并不美满。难怪当时有识之士嗟叹：“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22］（［2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73）然而，历史却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现代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就不无感慨地指出：“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23］（［2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
用西方语言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和译学，我们的理论岂止是过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就够得上“荒唐”两字了！但如果站在汉字汉语的立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乃至严复的“信、达、雅”，再过一千年肯定还依然熠熠生辉！音乐只在懂音乐的人群中才有生命力。这就是何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会在乐盲们的耳朵里变成马路上的噪音之故。这本倒不奇怪，但是，如果反过来用乐盲的标准去评判贝多芬的音乐，那就是荒谬了。
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如前所述，确实具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点，但国人对它们的研究泛滥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炒作来炒作去，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语言现象被炒作得高深莫测。难怪有学者要说，“我常常觉得奇怪，理论书就为什么一定要闹到许多人（甚至圈内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地步？”［24］（［24］钱冠连.美学语言学［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1）有些博导也批评所谓的西方语言学与译学论文，说穿了只是在玩弄术语游戏，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本无可厚非。但事实是，汉英两种语言相去万里，它们之间注定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性。我们在学习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保持一份清醒？毕竟，汉字汉语跟西方印欧语是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汉语重意合，西语重形合；汉字直接表义，西字直接表音；汉字方块象形，西字字母拼音。在《马氏文通》引进西洋语法之前，中国人遣词造句全凭“意脉”、“神气”，根本不知主、谓、宾、补为何物。
而西方语言一旦离开了语法框架就寸步难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立在重形态结构、重逻辑分析、重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其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关照到汉语这门截然不同的异质语言。
五、 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理应在中国成为主流
未来的中国翻译史，不知会怎样回顾和评价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
就翻译理论的形势而言，我国翻译理论界有些“纯学者型学者”，特别热衷于引进理论而不管究竟引进了些什么。他们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似乎全都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都走同一条路，那就是：欧美人走过和正在走的路。所以，不管什么观点什么主张，只要西方有的，中国就该有；没有，就该补。于是乎，这个主义、那个理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一时纷至沓来，其铺天盖地之势，令人瞠目！影响最大的，当数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的解构主义、未经消化的解构主义、略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解构主义，真可谓形式多样，生熟俱有。
最初登场的是“多元互补”，然后是“文化转向”，直到公然呼喊“解构忠实”，和直言不讳地歪曲“创造性叛逆”。
这场极大的误会，其源头就在于将国外涉及“翻译”的“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当成翻译学的翻译研究倾泻进中国。
我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作为一种事业，和西方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翻译事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拥有显著的成就和大量的积累。在近现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翻译已经有了自成体系的传统。
但是，中国的理论家们对自家的传统，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二传手自居，唯西方学者马首是瞻，对中国自家传统则嗤之以鼻，甚至仅仅因为是“传统”，便弃之如敝屣，而主张以西方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通性理论”取而代之。至于所谓西方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性理论”能否取代中国的翻译传统和理论，只消稍稍联系实际便会注意到，仅就语言转换层面而言，即使真有反映了“各国翻译规律”的“共通性理论”，这种“理论”甚至在印欧语系各族各支之间，也难于完全普遍适用，遑论汉语汉字的译入与译出？
另一种虽然也主张建构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却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而单凭一己好恶和主观愿望。譬如，一方面故意歪曲和夸张傅雷和钱钟书的言论，以支持所谓“但求神似”和追求“化境”，将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草率地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另一方面，又故意无视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主张形神兼备一派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成果。凡此种种，都影响着中国翻译理论传统的合理继承和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之“案本”，是为了保证忠实，而“求信”，是明确的追求诚信。傅雷先生的“神似”，也是为了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钱钟书先生的“化境”，则更是忠实到无以复加之境地！显然，中国翻译理论的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求信，就是追求忠实，否则便不会有直译意译之争，也不会有“但求神似”与“必须形神兼备”的辩论。
要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就必须正确对待和评估我国翻译研究的既有成果，不抱偏见地总结各家、各派的成败经验。
译，无信不立。我国求信的翻译理论传统，恰恰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但求神似，是不完备的追求，真正的艺术家，无一不追求形神兼备的完美。而符合翻译本质属性的最高标准，也只能是译作对于原作的形神皆似。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要求中国应该有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这种理论，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翻译实践，认真总结中国翻译的成败经验和理论成果。当然，也要借鉴国外的相关学说。但是，不轻信更不迷信一切未经实践检验、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无论什么理论。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像任何艺术一样，都要通过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世界、把握世界，以至改造世界。所以，文学翻译的成败，关键在于语言艺术形式的忠实再现。诗歌翻译、小说翻译、剧本翻译 …… 概莫能外。譬如诗歌，几乎都是用比喻写成。因此，若将整个一首诗及其组成部分全都视为比喻，而设法忠实、准确地使之在译文中落到实处，就能保证成功或接近于成功。再譬如小说，几乎都是用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写成。因此，好的小说也不能不是比喻。把一部小说当成一个比喻，把所有的形式因素都视为比喻构成部分，而用译入语准确再现，小说的译文才有可能鲜活生动而富于感染力。
中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是积极开掘充分利用汉语汉字潜能的语言艺术家，也是积极捍卫汉语汉字不被劣质化、粗鄙化、边缘化的民族卫士。中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正积极地促进和推动汉语汉字的健康发展，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对汉语汉字实行殖民化。
当今的全球化趋向，使得信息爆炸、学科发展，翻译的时代特征愈加鲜明，但正是因为如此，国别传统译论的地位和重要性才愈加彰显。在推动本土和国际翻译学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显然不可或缺。
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际学术界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开始反思，并在不同的学术范畴探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与方法。国际译学界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尝试研究其他翻译话语，了解其他翻译传统，以期建立起更具普遍性的翻译理论。
我们必须与时共进，根据中国本土实际和时代要求，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译学研究体系。须知，东西方的学术系统都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历史这根栋梁；学术系统的完整，必须包括对传统的认识。因此，对传统译论的界定、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传统译论的体系建构与现代转化就显得至关重要。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纯翻译理论而是翻译本身，为此，我们必须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精华，用本土化的语言，以当代的学术视野来构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理论体系。
春风杨柳万千条，神州大地尽舜尧。翻译理论应该密切联系所用语言文字特性，共性规律不能取代鲜明存在的个性规律，已成为我国译界许许多多严肃而成功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的共识。这是建构中国学派最重要的主观条件。而客观上，中国学派的理论体系，已经存在并正在发挥作用。所谓建构，是指立足实际，借鉴新说，系统整理，继续发展。
中国学派必定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主流。
结语
为了真正促进我国翻译和翻译理论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多视角地理解、描述、剖析翻译，而不是多视角地理解、描述、剖析与翻译有关的一切。
真正的翻译学，应该是以研究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了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
历史雄辩地证明：东西方译学理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是“追求诚信”。“信”在双方的理论系统中从来并且永远都将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其不朽的概念昭示着“翻译”的本质属性，闪耀着人类精神文明的熠熠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