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枕蝉声破梦来（2/2）

（《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故生前从未公开发表。先生似乎也恪守这一原则，早年所吟旧体诗未见问世。“文革”是个转折点，“五七干校”无书可读，更谈不上专业研究，于是学者们”重理弦歌”。

一出手多为旧体诗词，因其易吟易记，也因其恢复了早年的文化记忆。旧诗的“复辟”，实在是对自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

的绝大嘲讽。不知道先生是否也是在“文革”中恢复吟诗的兴致，不过我所见先生最早公开发表的旧诗《颂蒲绝句》27首，确实是吟成于1980年。此后先生偶有诗作，仍以自娱为主。王瑶师去世时，我请他写纪念文章，先生说眼睛不好，作文不易，于是吟成了七言古风《哭昭琛》。

记得是七八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闲聊中提起清人书札及诗笺，先生饶有兴致，并展示了其收藏。以前只知道先生小说写得好，而且历来思想“进步”，那是我第一次听共谈论无关家国兴亡的旧诗与收藏，可见其未脱文人习气。回家后越想越有意思，第二天带了几张诗笺，登门讨诗。先生居然不以为仵，录早年所吟七律、五律各一首见 赠，令我大喜过望。先生所赠五律后有题记：“一九四二梦中得此什，不知所云，录以聊博平原棣台一笑。”我对“梦中”二字尤其感兴趣。以我有限的经验，诗文之事，倘若不是白天琢磨，就不会有“梦中得此什”之类的雅事。大概抗战中文入学者浪迹天涯，促成许多人吟旧诗以自娱。可惜当时忘记请教，事后也没有作过调查，此说因而无法得到证实。

先生以小说名家，故其散文被论者称为”带有小说化的倾向”，言下之意是不大像”散文”。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晚年几次撰文强调拓展散文的疆域，最典型的是《谈散文》中的一段话：”其实散文何止抒情？它也叙事，也说理，也描写。古代散文名篇是如此，看《古文观止》就知道。”将散文的文类特征概括为”抒情”，而又无法做到”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真切的见闻感想”（《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在先生看来，此乃50年代以后散文衰落的根本原因。私下里，先生对诸名家名作，有更为尖刻的批评。

近年来，我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写点小文章。有一次到医院探访先生，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阅读我刚出版的小书，赶忙表示不是正宗的散文。没想到先生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什么是‘正宗的散文’？”此后再也不想“正名”，也不跟人生闲气，任由人家呼“阿猫”，叫“阿狗”，我自泰然处之。只求像先生所说的，“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管它算不算“散文”！

1993年出国前，杂事繁多，心绪欠佳，居然没来得及向先生道别。事后聊以自慰，只有一年时间，很快便能重新聆听先生教诲。接到先生去世的电话，悲伤之外，又多了一层悔恨。终于，又回到了未名湖边，只是物是人非，留下的唯有“满枕蝉声”……

1994年8月12日于京西蔚秀园

【百家在线】

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陈平原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自有 一套独特见解：

有的课题做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是重复生产，就是量的增加，不可能再有质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的办法就是转移，很多时候我写一本书，你会说再写两本、三本、四本，同一个话题、同一个类型不断复制。有的学者就这样，即一辈子做这个话题，不断复制。用自然科学的话说，一个范式建立以后，可以由很多很多的材料来作为验证。但我对自己有另外的要求，我希望我的课题做得差不多就不做了。比如像武侠小说，我就写了那么一本书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这个问题再做也就是这个水平，也就是量的增加……我与一般的一些研究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受个人性情的驱使来选择课题，不太考虑外在的评价。我又没有更高的要求，想当校长或者部长，所以可以把学术做得很有趣、很开心。在北大里我不敢说是学问做得最好的，但是我自得其乐，在做学问中获得乐趣。